令人动容的一篇关于医患的演讲向生命致

于丹在首届中国医疗法治论坛上的演讲:向生命致敬

于丹:特别感谢大家今天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其实我的身份就是一个患者和患者家属的代表。为什么叫向生命致敬?是因为向医生致敬,向我们积极治愈的那些患者致敬,向守护在他们身边充满理解、宽容还有信心的家属致敬,向所有生命致敬,这是我今天来到这里唯一能讲的题目。

今天在这个会场里的,基本都是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人士,但其实还包括第三个界别的人,那就是媒体,因为社会里一切的信息、一切的导向,一切的情绪和价值,几乎都建立在媒介平台之上。作为一个教了20年传媒的老师,我想站在这里谈一谈,我们的媒体在中国医疗法治的进程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从周晓辉医生自杀谈起

我想从一个大家记忆都还很深刻的事件谈起。如果没有记错,今年3月31号,医院的周晓辉主任自杀身亡。这件事情在媒体上大量发酵,很多人都在探讨他自杀的原因,一个50岁出头的专业主任,上有90岁老母,身边有患癌症的妻子,为什么他会走上这条路?

在他没有装修完的家里,最后的现场地上有几个空啤酒瓶,几十个烟头,他异常地关了手机,尽管一辈子都在跟人说“我从不关手机,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我看到网上的照片,医院的水泥台上摆满了鲜花,一个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摆花鞠躬悼念,前面的横幅是“周主任一路走好”。这几乎是媒体报道中第一次把类似事件原因披露为医患纠纷,因为年6月收治了一个肝内胆管结石的女病人,在6月、11月一直到年的3月,3次手术效果不佳,作为主任,就是当初大家说很难治愈,出于好心收治这个病人的周主任,他自己感觉压力巨大,导致了他最后极端行为的发生。

这件事情过去不到30天,还不到遗忘的时候,恰恰是今天这个论坛举办的重要理由之一。医生和患者之间,法律的防火墙筑在哪里?这么多愿意尽心的医生,那医院的患者,大家都出于良心的动机,但这个世界上良心加良心一定等于良性的结果吗?作为一个法学界的外行人我也知道一句话,就是法律追求的是程序公正。因为即使最优秀的法官判案的结果也很难说%公正,同样,即使是最优秀的医生,也不敢承诺治愈率一定是百分之百。医生和法官所承诺的是程序公正,而这个程序中,我们需要太多的规则。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与国之间我们有一个巨大的缺失,就是社会。中国原来缺少社会的公共空间,缺少社会的规则制约,缺少公民的价值共识。中国人讲的是,在家修什么样的资德,上朝就做什么样的大夫,在家如何对父,上朝如何侍君,在家如何对兄弟,出门如何对朋友。

因此我们缺少西方社会的公共空间,面对各位法学界的前辈,我今天是外行,不知道说的这个角度是不是真的存在,在中国,我们很多公民的价值共识其实还是在一个起步点上。我们怎样才能用法治构筑起一道屏障,让周晓辉主任这样的例子少一点发生?怎样才能把我们所有善良的愿望在法治的桥梁中,用理性的杠杆真正呈现出来呢,所以回到我要讲的角度,就是媒体是做什么的,我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说三点。

公民要有法治常识

公民要有常识,常识看起来简单,其实最容易忽略,因为我们现在的知识教育体系里,一路都在追求高精尖,忘了告诉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健康的人要保证的是他的底线。人生不一定要掌握多少高精尖的知识,但人生一定要有常识,关于人的良知价值的常识,关于科学的常识,关于健康的常识,关于人际交往的常识,所有这一切叫做常识。今天我们作为公民,要有法治的常识。

周晓辉的事情出现之后,媒体上报道了中国姑娘在韩国整容失败维权过程中被韩国警方拘留的事情,我在网上看到了中国民众的普遍情绪,大家斥责韩国,斥责他们整容业如此不规范并且态度恶劣居然滞留我们的人!所有的这些情绪,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这件事情,媒体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看一看那样一个庞大的行业背后有多么坚强的法律支持。我们的医疗力量在奋勇直前的时候,有防弹衣吗?面对医闹,面对非理性维权,我们的法律又在哪里?

中国的改革开放太快了,这些年颠覆了很多常识,大家在追求很多考级证书,拿一堆证书的精英未必有常识。中国的古人认为一个人有所作为首先要有所不为,一个人想要奋发前进,一定先有价值的底线,一个人做事有规模,前提要建立规则。我们的中央现在也在讲,底线思维,但是我们的底线在哪儿?怎么回到底线?让法治的常识更多一点,让非理性的情绪冲突更少一点。中国今天戾气太重,网络上到处都在冒着硝烟,稍微有一个火星就会爆炸,很多是因为在变革中自己的个人角色心理失衡,在一些公众事件中,他可能变成一个导火索。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社会有更多的理性,所以这是我说的法治常识。

患者和医生之间要有道德共识

不说我们今天的道德要提升到多高的水准,但是大家面对医疗行业,我们的共识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去看医生是为了治病。其实我记得岩松讲过的,医院其实是寻求希望,这一点比疾病是否治愈更重要。有些患者病没有治愈,但是他有希望,医生的话对他的生命是一个肯定。

所以我们跟医生之间要有什么样的道德共识?看看我们今天大量的医生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自媒体的兴起,让医生这个群体逐渐走进公共视野,他们不仅仅是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体维护师,也是血肉丰满的人,这个行业里的喜怒哀乐是媒体应该更多披露的。

坦率地说,电视剧里那些衣帽光鲜的医生,化着精致妆容的小护士,那是真实的医务工作者吗?我看见的小护士都不穿高跟鞋,我看见的优雅的女医生经常靠着手术室的一角就睡着了。医生这个行业真的像我们电视剧里写的那么光鲜吗?医生的脆弱和无奈,我们的媒体能把他们的真实表达出来吗?

人生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美丽才受欢迎。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候其实是她怀孕的时候,那个时候身体最走形脸上还有浮肿,但是那种母性的光彩让她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顶天立地的母亲,那种美你能体会。医务人员的美,不是明星一般的相貌,更不是刷着长长的睫毛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患者。所以怎么样还原这个群体,道德的共识又在哪儿?

一次终生难忘的就医经历

其实我一直相信,如果建立好一种沟通,也许这个社会有奇迹发生。我一直没有跟张建院长(医院院长,大会主持人,编者注)说过,我很怀念医院的一位医生,外科主任张常在。我认识他是在18年前,那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大学的小老师,没有上过电视,谁都不认识我。

那时我是96级学生的班主任,有一天我带着他们晚点名,黑灯瞎火下台阶,一不小心把脚腕子崴断了,男生还跟我说你蹦两下,蹦两下就没事了,然后我说蹦不起来了。医院,后来一查,腓骨和胫骨都骨折了。当时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看我断的只是脚脖子又不是脖子,不影响智商,怕什么。但我心里还挺打鼓的,进了医院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妈打电话说出去参加两个星期的教师培训,先不回家了。我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除了撒个善意的谎言让老人放心,我还能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开始了解治疗方案。那是年的盛夏,天非常热。

一位很儒雅的医生走到我的病床前,他个子很高,和声细语地跟我讲:“你可以选择保守疗法,打上石膏就好,但是因为你断了两根骨头,如果用手法复位总有一根复位不太好,所以等到您年龄再大一点,也许这个脚腕子,就像你小时候玩松的娃娃那个脚脖子那么晃。另一种方法是手术治疗,打开这个一定能固定上,但是你有点受罪,天太热了。”

我当时就说:“我选择手术治疗,我不想留后患。”

主任看了看说,“那这样吧,今天我不当班,星期一我当班,我给你做。”

我说:“对不起,今天星期五,我是星期四晚上骨伤的,到星期一这个骨折又会耽搁两天,我说主任你去忙,有哪个值班的大夫在给我做了就得了。”

他说:“手术书跟麻醉书怎么办?”

我说:“我签,作为一个独生女,我给爸爸妈妈和没有孩子的姨妈、姨夫签过太多的住院材料了,我了解,我也理解,所以你不用告诉我有什么意外,我跟你说这个没什么意外。”

那个主任就乐了,说“我头一回看见给我解释的病人”。

他就云淡风轻地走了,到了下午,有医生进来嘱咐我说做手术。我上手术台的时候见到这个主任(因为我老听他们叫他张主任,我不知道他是谁),就问:“你不是今天不在吗?”

他轻轻地一笑,“我调班了,我给你做吧。”

等到拆纱布换药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右脚踝上有一条细细的线,我就问换药的医生说,“怎么没有缝针呢?这难道是粘上的吗?”

给我换药的医生说,“张主任那天调班跟我们说,这个姑娘性格这么开朗,她以后还要穿裙子跳舞的,我给她内缝合,不留伤疤。”

你们要知道,当时我身边没有家属,没有任何人提这个要求!

就是这个一面之缘收治我的医生,在我住院的那一周里,他调了很多次夜班,在那里跟我聊天。

我因为性格一直很开朗,就跟他聊,然后他很认真给我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你看你是病人我是医生,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我也需要治疗,我们医生的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我们除了做手术,还得看多少新的医疗知识?”

就这样,我跟这个主任成了朋友。后来我这个骨头长得特别棒,然后我就又开始疯忙在各地讲课,他总给我讲,你要留点时间我给你取钉子,但我总说放一放,结果没有等到他给我取钉子。那时我父亲也在这里住院,我在一次从南京出差回来看我父亲的时候,父亲第一句话告诉我说张主任去世了,我当时觉得五雷轰顶。

媒体要多讲点好故事

其实一个患者心里想到的医生,永远是那些血肉丰满的人,想到更多的是他们的恩德。什么叫做共识呢?我们太多的人都曾经遇到过终生难忘的好医生,有法治的常识和道德的共识,唤醒一点相信和温暖的记忆,我想这是媒体的责任。

媒体是干什么的人?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我们不能多讲一点好故事吗?看看我们现在的新闻,有时候我都很纠结能不能让孩子上网。我们的网页里充斥着各种不良事件,各种性侵的事件都在首页上,固然这是社会的现实,但是放大这一切能改善吗?

不能改善令人不如意的事件,那么就放大更多充满信念和美好的新闻,这才是道德的共识。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共识,我作为一个独生女,上面有那么多老人,下面有孩子,加上我自己也不争气,医院,医院打过这么多次交道的人,我心里留下来更多的是美好的记忆。所以这是我想跟媒体呼吁的第一点。

媒体要停止对医生的伪命题绑架

第二点我想跟媒体呼吁,让医生这个群体真实地出现在患者面前,构筑一种理性的医患关系,破除伪命题,也就是说医生不是万能的。有人看到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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