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有些声音很特别，比如轮船的汽笛声，日久弥新，至今忘它不得。
大新街位于淮河大坝的北岸，离我居住的村子有八里路，从下游的大柳巷到上游的蚌埠，每天各有一艘客轮往返于两地。大新有客轮码头，售票站设在大坝北面紧靠大坝，买过票就可以翻过大坝，到码头等候客轮的到来。蚌埠发往大柳巷的船是顺水，到大新就早，可是逆流而上的大柳巷过来的船到大新，天快接近中午了。正是因为这样，这艘客轮停靠大新码头前的汽笛声，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正在田里劳作的妇女们只要听到这艘船的鸣笛声，是不需要队长发话就可以回家做中午饭的，有时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没有鸣汽笛声，女人们就会犯嘀咕，甚至有些泼辣的女人会把夹不上筷子的话说出来，引得男人们起哄骂娘。即便农闲的时候，只要客船的鸣笛声一响，男人就会对着自己家的女人说，还不赶快做饭，轮船都响过了。那时，家家都没有钟和表，把大新传来的轮船的鸣笛声，当成了报时钟，比队长的上工哨子声要好使的多。
特别是阴天或是下雨天，淮河里的客轮就好像是停在自己家门口一样，声音听起来特别近。甚至，连临淮关和蚌埠那边跑着的火车的汽笛声，也能听的到。
一九八二年的春天，太阳暖暖的照着生机盎然的大地，风暖暖的从田里游逛到我家寂寞的篱笆院落，每天放学到家我像个无头苍蝇，找寻不到一个可以落脚欢愉的地方。哥哥在五河二中复读，挑灯夜战准备着高考；姐姐在五河师范读书；母亲腹部时常会突然痛得额头汗珠直冒，多次医治不愈，父亲瞅准了农闲的时候，四处借了钱带着母亲去医院（当时农村医院），这下家里空落落的。
有一天，已读初二的我便有了一个现在看来很唐突的想法，去蚌埠找父母。这个想法冒出来，想念父母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与班里的“胡二楞”有关。胡二楞读书有些不照，可其父是个精灵鬼，生产队时就偷偷摸摸用秫秫（高粱）脱粒后的头做笤帚，去大城市上海卖，过去算是投机倒把也被批斗过，后来，土地大包干，他家的日子过得比村支书家都滋润得多。返回的时候，他从上海坐火车到临淮关，再转乘客轮到大新下。每次回来他都会带客轮卖的面包给他的儿子胡二楞吃。
这位外号胡二楞每次从书包里掏出面包，就像从书包里捧出一块狗头金子，左手托着面包，眼睛直勾勾瞅着面包外层上的包装纸，一路上，待人多的时候，他才会把包装纸撕开，表皮黄褐色的面包便兀自露了出来，他用右手慢条斯理的撕着，似乎很高雅地往嘴里放着，其实，胡二楞此时的一举一动并不笨，他是在炫耀只有他才有轮船上的面包吃……兴许，他要是大口大口地吃下去，我们这些孩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是他偏偏一小点一小点地撕着吃，烤面包的那种麦香和丝丝甜味，漫不经心地往我们的鼻子里钻，撩拨着每个同路者的味蕾。我暗暗地骂了句，狗日的二楞子！
正是因为父母在蚌埠，正是因为去蚌埠必须坐客轮，正是因为客轮上有胡二楞曾经吃过的那种面包卖，我就决定去一趟蚌埠。三叔看我一个孩子在家怪可怜，就偷偷从刚卖大蒜苔的钱里塞给我七八块钱，这也为那次也是第一次坐上轮船去蚌埠解决了路费问题。不过这是我的私自计划，不敢告诉三叔，否则，他不会放心我一个人去蚌埠的。
春天里，所有的鸟雀都起的早叫的早，可是今天它们没有我起的早，天麻麻亮我就地奔往大新赶。一路上一会儿想象着大轮船的模样，一会儿又想象着蚌埠的模样，其实，蚌埠我一次也没去过，哪里能想象的出来啥模样，只不过在一种那个时代的提包上，看到过蚌埠的图案，图案里有高楼有汽车有火车，后来感觉那应该是以蚌埠火车站坐为背景画出来的，一路上想象蚌埠就是图案上那么大个地方。
从大新到蚌埠的票价今天已经记不起来了，恍惚觉得不会超过两块钱，买好票，我就跟随大人翻过淮河大坝去轮船码头候船了。
汪曾祺在《露水》一文中提到“三大慢”:等人、钓鱼、坐轮船。其实，等轮船要比坐轮船慢得多。当人们看到从东面驶来轮船的轮廓时，天已经快临近中午，人们开始骚动起来。肩扛的，肩挑的，手提的，每个人都做好了上船的准备，我很简单就背个黄书包，里面放本书。汽笛声响起，烟囱里有股股黑烟冒出，轮船做着靠岸前的冲刺，浪花翻卷着扑打着岸边……船靠岸，船员们扎好大铁锚放稳跳板，便开始先下客再上客，大新算是小站，上下客都比较少，很快轮船就起锚向蚌埠方向前进。
上了船便是中午了，船舱里工作人员开始卖中饭，主食就两样:两角一碗的机压面条和一角一个的烤面包，零食就是小饼干，一角二分一包。当时人们吃的都是家里人做的手擀面，能吃到机器压出来的面条，感到特别的新鲜，那时的人跟现代的人喜欢吃手擀面刚好相反，基于此，我常会大喊:人啊人！我舍不得吃上一碗热腾腾的上面漂着葱花的面条，也是为了实现这次去蚌埠的目的之一，也是想和胡二楞比一比，俺也吃过面包哩！我于是只买了两个面包大口的吃起来，面包做的宣，气孔多，松软，一个面包没几下就吃完了，剩下一个我没舍得一下子吃完，待过了临淮关和十里城两个站，我才把剩下的一个吃进了肚里。面包的那种松软和香甜，至今仍在记忆里恋恋不忘，今天的面包从原材料到做工，花样繁多，可是，口感远不如那时的面包。作家王安忆在小说《蚌埠》里也承认面包和面条在当时是稀罕物，只是她说面条寡淡无盐的，面包是粘牙的，是面捂了，还有面没烤熟。面条我没吃，我不能枉下结论，可是面包我是吃了的，感觉很好吃，并非捂面所做或是没有烤熟，可能人对某一物的感知是因人因地的不同而不同的。记得船仓里没有座位，人们都席地而坐，也有索性躺着眯起了眼睛……拉二胡的，打莲花落子的，耍猴子的都有，我们学校勤工俭学组的郭老师还在船上推销起当时制做的膏药，膏药名字我至今仍能记得“永生一号”和“永生二号”、“济生一号”和“济生二号”，主要是治疗疥子的，贴到患处，使脓血彻底的从患处顺畅地流出来。
客仓里人多，还有吸烟的，所以气味混杂难闻，多数的时候我都是顺着悬梯走到船的甲板上，看淮河两岸的风光。到了古镇临淮关，最早看到的是淮河北岸属于五河县管辖的临北人，清洗着一筐筐牛的内脏器官，接着才看到河南岸属于凤阳县管辖的临淮关人，则把一车车蜂窝煤用平车上渡船运往河的北岸。我至今没明白为什么很小的十里城居然设置了停靠站，十里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岸齐刷刷的陡峭，没有缓坡。
当轮船停靠蚌埠码头的时候，红红的夕阳快要落山，下了船的人们很快融进了熙熙攘攘人流。第一次去蚌埠我也是没有胆怯和猥琐，记得父亲无数次说过的话，“路在嘴上”，意思是去哪里，要多问人。记忆里经过国强路，而且看到卖炒好的瓜子和花生都是一口袋一口袋的摆放在那里，感到很新奇，那时我就喟叹原来城人吃瓜子和花生比俺农村人还方便嘞！
医院门口可巧遇到父亲去买烟，母亲看到我时落下了泪滴，用手摸着我的脸和头。父亲把母亲体内取出的石块拿给我看，说，胆结石，这下你娘没有胆了，被切除了。父亲说着，一脸的无奈。我拿在手里篮黄色，外形，大小，跟鸡蛋差不多。那时小，我不明白人肚子里怎么会长出石头呢？人的胆囊才多大啊！这么大的结石长在里面，娘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平时看到娘总是默默无闻地忙碌着，我们看到的始终是那张微笑的脸，看来痛苦她都是背着我们自己硬撑着的，娘啊！想想娘的苦，我也控制不住泪水……
在母亲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我又陆续去了几次蚌埠，逛过二马路，逛过百货大楼，逛过天桥，逛过新华书店。若干年后我和另一个文学爱好者还去过当时的《蚌埠报》社，记得是春节刚过，冰天雪地的，天很冷，副刊的杨春云编辑接待了我俩。很遗憾，至今对蚌埠的印象就这些地方，至于火车站，每次总是匆匆而过。
一九八二年没多久，五河至蚌埠的公路通车，水路客运渐渐失去竞争力，客轮很快就停止营运了。
今非昔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愿意花钱去旅游。我想，如果这段水路能开通旅游观光船，集旅游观光为一体，品尝淮河里的鱼，享受淮河两岸特定的地域历史与文化，岂不是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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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文，笔名:雪莲红红，安徽省五河县人，居苏州，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